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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旦荐贤不图私恩(吴文立)
2010-7-22 16:02:05 编辑:文化部落 阅读:2927

 

    时下,为他人作了点功德,解决了点问题,却到处夸耀,以“要挟”他人的事非常普遍。与此相反,原籍莘县的北宋宰相王旦荐人无数,可从来不让人知道,其忠事忠君的高风,令人赞叹不已。

荐贤为国,不留私名

北宋宰相王旦,一生为官三十七年,其中在朝辅佐宋真宗赵恒二十年,任宰相十一年之久,近六年多是独自为相,当时国家一切大事,都在他考虑之中,特别是人才的录用和官员的升迁,更是他需要特别掌握的重要内容。

在宋代,官员的任命迁转,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高级官员推荐,这助长了官僚们奔走于权门的风气,而王旦则很反感来走他的后门。《宋史》本传载:

“旦为相,宾客满堂,无敢以私请。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,数月后,召与语,询访四方利病,或使疏其言而献之。观才之所长,密籍其名。其人复来,不见也。”

王旦用人和举贤有一个特点,平时很注意知人,但又不让当事人知道。对于平时流露才华或一向知名的人,王旦也不忙于推荐,而是在平时注意考察其言行,进行必要的谈话,了解其对朝政利蔽的看法,或让其写成文字呈上,并从中选出优秀者。在做好摸底准备的基础上,到了需要提拔任命官员的时候,就秘密提出名单交给皇上,由皇帝决定是否录用,而不是以中恩中惠拉帮结派。朝中其他官员不知这种情况,争着推荐人,但最后入选的都是王旦所推荐的对象。

有个叫张师德的人,本来王旦很欣赏,曾多次同真宗说起。但他两次去王旦家,王旦都拒而不见。这使张师德很恐慌,以为别人在王旦面前说了他的坏话。于是又转托向敏中(另一位宰相)去问。王旦说:“张师德名家子,有士行,不意两及吾门。状元及第,荣进素定,但当静以待之耳。若复奔竞,使无阶而进者当如何也?”(见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前集卷二)由此看来,王旦颇为留意奖掖后进,特别是汲引那些无权无势的读书人。

举荐朝中同事,王旦更是甘做“无名英雄”,因此亦引起不少人的误解和怨言。但他仍是一直如此。计其一生,王旦生前推荐大臣十余人,后来只有两个没有当宰相,说明他认识人、了解人是很有眼力的。但这种选人荐人的情况,对外绝对保密,排除各种干扰,保持了人事工作的纯洁性。王旦死后,史官修撰《真宗实录》时,检阅内廷档案中保存的奏章底稿,才发现朝中的官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王旦推荐提拔的,才知道自己错怪了王公。这事不像时下许多人,托付的事不管办与不办,一律说向领导汇报了,或在办理中,一味以私恩。

在荐人唯贤的同时,王旦对自己的弟弟、儿子、女婿等亲属,因自己的工作关系,需要避嫌,不让他们在朝中担任要职。这种“避嫌”,从制度上避免了“任人唯亲”和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”的恶劣现象。这从思想道德上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优良传统,直到今天也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寇准求情,碰到钉子

由于王旦反感走他的后门,寇准就碰过钉子。《宋史》本传载:

寇准数短旦,旦专称准。帝谓旦曰:‘卿虽称其美,彼专谈卿恶。’旦曰:‘理固当然。臣在相位久,政事关失必多。准对陛下无所隐,益见其忠直,此臣所以重准也。’帝以是愈贤旦。”

王旦任相期间,由于王旦的推荐,寇准曾一度出任枢密使。在此期间,曾发生过一些事,也颇可见王旦的肚量。“中书有事关送密院,事碍诏格。寇公在枢府,特以闻。上以责公(王旦)。公拜谢引咎,堂吏皆遭责罚。不逾月,密院有事送中书,亦违旧诏。堂吏得之,欣然呈公。公曰:‘却送与密院。’吏出白寇公。寇大惭。翌日见公曰:‘同年,甚得许大度量!’公不答。”(见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二)留下记载的,还有类似的事情。

“王文正公在中书,寇莱公在密院。中书偶倒用印,寇公须勾吏人行遣。他日,密院亦倒用了印,中书吏人呈覆,亦欲行遣。文正问吏人:‘汝等且道密院当初行遣倒用者是否?’曰:‘不是。’文正曰:‘既是不是,不可学他不是。更不问。’”(见宋赵善僚编《自警编》卷一)

有次,寇准从枢密使位置上外放为武胜节度使,按照宋朝制度,外放高官可以挂一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(等同于宰相)的虚衔赴任,寇准未能免俗,曾私下托人向王旦请求给他挂个宰相虚衔,王旦很吃惊,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?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。王旦的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。但当真宗问起王旦,寇准罢枢密使,应当给他个什么虚衔官时,王旦却说:“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,且有才望,若与使相,令处方面,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。”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,“准入见,泣涕曰:‘非陛下知臣,何已至是!’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。准始愧叹,出与人曰:‘王同年器识,非准所可测也。’”(见《长编》卷 84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条)后来,王旦病危之时,还不顾真宗异议,坚持推荐寇准为下任宰相最佳人选。 

全力退奸,大度依然

不过,王旦并非好好先生,对那些有才无德或奸佞之徒,即便皇帝想任用,王旦也是不余遗力。举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真宗几次想要任命被当时人称为五鬼之一的王钦若为宰相,都被王旦所阻止。他对真宗说:“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方人当国。虽古称立贤无方,然须贤士乃可。臣为宰相,不敢沮抑人,此亦公议也。”在这里,王旦搬出了祖宗法和公议这两大杀手剑,使得 真宗不得不作罢。直到后来,在王旦去世之前,王钦若才当上了宰相。他忿忿不平地对人说:“为王子明故,使我作相晚却十年。”(见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前集卷二)

虽然如此,在同他素所厌恶的人相处,王旦也能保持大家风度。《仕学规范》(宋张鎡撰)卷11 载:

“真宗出《喜雨诗》示二府,聚看于上前。王文正公袖归,因喻同列曰:‘上诗有一字误写,莫进入改却。’王冀公(王钦若)曰:‘此亦无害。’钦若退而阴有陈奏。翌日,上怒谓公曰:‘昨日朕诗有误写字,卿等皆见,何不奏来?’公再拜称谢曰:‘昨日得诗,未暇再阅,有失奏陈,不胜惶惧。’'诸公皆再拜,独马知节不拜,具言公欲奏白而钦若沮之。又王某略不自辨,真宰相器也。上顾公笑而抚喻之。”

大概这样的事很多,所以《宋史》本传对王旦的胸怀,总括言之:“旦任事久,人有谤之者,辄引咎不辨。”范仲淹在《杨文公写真赞》中赞扬了与杨亿交往的三个著名人物,其中就有王旦:“其王文正公居宰府仅二十年,未尝见爱恶之迹,天下谓之大雅。”(见《范文正公集》卷七)

“三槐王”第一人,归葬莘县

王旦祖籍莘县一直无争议。唐代时,姬姓王氏后裔王练出任莘县尉,携家迁居莘县(《初篆王氏家乘受姓源流序》:“方则,光禄卿,再传至练,为莘县尉,遂徒莘。历数传,至言公,令黎阳。”此事《新唐书.宰相世系表》亦有记载)。王练的后代中有王言者,王言生子王彻,是五代后唐进士,曾任左拾遗,赠侍中。王彻之子祐,《宋史》有传,说他“少笃志词学,性倜傥,有俊气”。十六岁时,一封书信受到时任中书令的大文人桑维翰赞赏,从此“名闻京师”。后周时期,王祐后任过魏县(属河北)、南乐(今属河南)知县,怀才不遇,抱负无由得展。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,王祐以监察御史身份任兖州(今属山东)知州,5年后改任知制诰。其后,又任过潞州(今山西长治)知州和大名府(今属河北)知府,后来因替符彦卿仗义执言被贬为地方官。直至太宗赵光义即位后,才以六十四岁的年龄出任兵部侍郎,但任职一个多月即病死。王祐才华横溢,英名远播,文才人品皆在同僚之上,因而在朝中声誉颇高,大家都认为是当宰相的材料;但其仕途却是才能难展,坎坷连连,以至壮志未酬,郁郁而死。他心有不甘,又见其子王旦聪敏过人,前程可喜,便于逝世前不久亲手在自家院中植槐树三株,十分自信地预言说:“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!”王祐的三个儿子果然个个聪颖,先后踏入仁途;老二王旦脱颖而出,一步步登上相位,使王祐的预言变成了现实。因此,王旦称得上是是三槐王氏的最著名人物。

王祐有两位夫人:任氏和边氏。王旦系边氏夫人所生。边氏母家祥符县新里乡大边村(今属开封新里乡)。王旦病故后,子孙将其遗体暂厝于其外祖家大边村,遵王旦遗嘱,葬仪从简,甚至连墓碑也未立。直至38年后的至和二年(公元1055年),时任枢密直学士、右谏议大夫的王旦之子王素上书宋仁宗赵祯,言及欲为其父立碑之事,赵祯慨然应允,并亲书“全德元老之碑”六字,嘱王素刻于碑额;又下诏命史馆修撰、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王旦撰写碑文。碑文中说:“观公之所以相,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,可谓至哉。是以君明臣贤,德显名尊,生而俱享其荣,殁而长配于庙,可谓有始有卒”于是,王素受钦命为其父立碑,并按照三公葬格建了墓道,配置了石了人马。

旧时的大边村现在是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厂址,1957年建厂征地时,此地尚有部分石人石马,当是王旦墓遗物无疑。陵墓建设竣工后,王素又在开封县城东门外建王氏宗祠,因有王祐手植三槐之事,故宗祠院内亦植槐树三株,并将宗祠命名为“三槐堂”,三槐王氏之称由此渐闻于世。可见,第一个三槐堂建于开封。

北宋熙宁六年(公元1073年),王素病逝。鉴于辽兵屡犯宋都,京城一带战事不断,加之黄河不断泛滥,祖坟连连面临被淹之厄,时任宗正丞的王巩在葬父的同时,将祖父王旦的遗骨迁至故里莘县套庙王村重新安葬,石碑、翁仲、石兽、墓表的设置皆与开封之墓相同。同时建宗祠三槐堂,供奉列祖列宗牌位。可见,第二个“三槐堂”由王旦之孙王巩建于莘县套庙王村。明正德《莘县志》载:“三槐堂,在县治东北二里旧群贤堡。”

宋神宗元丰二年(公元1079年),苏轼知湖州(今属浙江),王巩亲往拜访,请这位忘年交为自家的宗祠题了“三槐堂”三字,并作《三槐堂铭》(明正德《莘县志》作《三槐堂序》,见下)以记之。此文后被收入《古文观止》等文集,轰动一时,三槐王氏之名由此愈加被众人熟知。

 

王旦荐贤不图私恩--发生在聊城的美德故事之九

王槐王氏自王旦之后,可谓人才济济,名人辈出。王旭、王素、王质、王巩、王靖、王古、王震、王伦、王楠在《宋史》中均有传记,可见其影响之大。正因为三槐王氏族中多贤人,故外于莘县的三槐王氏发祥地王庄一度被称为“群贤堡”,至清代中叶,因村中出现了一座庙中有庙的套庙,当地人皆称其为“套庙王”,群贤堡之称遂渐被人遗忘。近年,经政府批准,套庙王村已重新改名“群贤堡”村。(明正德《莘县志》有王氏传,见下)

王旦荐贤不图私恩--发生在聊城的美德故事之九

 

三槐堂历经曲折,至今犹存三宝

据莘县旧志记载,王旦祖茔在莘县城东北二里之群贤堡村东,占地十亩,“旧有神遂碑数通及石人、石兽、望柱等,至明初尚存”。

永乐年间改修会通河闸,将陵中之石刻件拉去镇邪,王陵之地上物遂丢失殆尽。

成化十七年,莘县知县贾克中重修王旦墓。

“弘治四年,知县顾岩修补坟后土提甚高。十三年,知县孟隆重立王文正公墓碣一通。”

从王巩在套庙王建王旦墓,至明弘治年间重修王旦墓,历时约四百年。

明正德《莘县志》中所列“莘县十景”,“郊外名坟”是其一,指的就是王旦墓。

明嘉靖二十二年(公元1543年),套庙王之三槐堂圯毁,知县遂将原社学的房屋加以修缮,定名“三槐精舍”。

明万历四十六年(公元1618年),知县蒋克家在城内鼓楼东路南(今工商银行)重建三槐堂,内供三槐王氏列祖列宗牌位,厢房系学子读书处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三槐堂被拆,“三槐堂”匾额被王氏后人辗转保存下来,现荐莘城镇王化村。三槐堂碑石被压入工商银行楼基,三槐堂外景照片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。三槐堂匾额系楷书题写。

王旦荐贤不图私恩--发生在聊城的美德故事之九

研究“三槐堂”达18年之久的莘县政协原副主席杨巨源说,正是三槐王“忠信仁厚”的家风和“清廉、严谨”的官风,形成了千百年来“三槐文化”的精髓。据了解,目前,“三槐王”祖先留给莘县三件宝:三槐堂匾、三槐堂石碑和一代名相王旦之墓:

三槐堂匾现存莘县王化村三槐王氏后裔王立申家中,是旧时莘县城内三槐堂的惟一见证。三槐堂牌匾黑底金字,笔力遒劲,行家分析认为已非苏轼原书(也有传是欧阳修所写,但无落款)。据王立申回忆,莘县城内的三槐堂坐南朝北,东邻火神庙,西至鼓楼口,南接考棚,北靠茶叶坑。院内有三棵槐树,西边两棵,东面一棵,还有神道碑数通。堂内有神台、神桌,供奉着王祜、王旦等10余人的木牌位,是王氏的宗祠。

王旦荐贤不图私恩--发生在聊城的美德故事之九

    三槐堂碑石被压入工商银行楼基后,一直没有重见天日。

王旦墓仍在,每年有王氏海内外后人来此祭奠。明正德《莘县志》载:

    王旦荐贤不图私恩--发生在聊城的美德故事之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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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继“郊外名坟”列入莘县“十景”外,后又将“祐堂槐影”列入莘县八景。明正德《莘县志》载有众多赞颂诗:

王旦荐贤不图私恩--发生在聊城的美德故事之九

    王旦荐贤的故事,千古传颂,并被编入在旧时的《德育课本》(又名《八德须知全集》,[民国]蔡振绅辑)中。在今天,他的精神仍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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